这十年，人们对宪法稳定性和权威性的认同都有很大提高。

鉴于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在新形势下要更全面地推进法制建设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建立起了以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走出误区、排除干扰，把全面推进地方依法治理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作环节，明确认识、坚定信念、把握方向、配套举措。(二)着力抓好法治政府建设 现代法治是目标和手段的统一体，是人们共同选择的治国理政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重要调控工具，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则是贯彻法治中国建设战略方针的投入产出较高且政治风险较低的关键举措。(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呼唤一体建设 在法制建设转入精细化发展阶段、呼唤增强民主性的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和本质是法治化，也即实行全面推进、共同推进、一体建设的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方针。按照这样的标准要求，不仅要理顺政府的内部关系，还涉及如何依法调整建设法治政府与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的多重关系。(三)妥善抓好法治社会建设 在法治一体建设的理念和制度中，最接地气的应是法治社会建设，包括社会发展、社会推动、社会建设、社会环境等诸多要素，更具有基础性、民主性和民生性，也更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为其创造条件。

通过法治一体建设的提升和拉动，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源流、目标及其他要素问题得以系统化厘清。行政部门之间、公权力机构之间的合作叫作协同治理，政府与民众之间、公权力主体与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合作叫作参与治理，而参与治理的更高形态叫作共同治理。学联亦不应当以普通行政汇报性质的民情报告为唯一着力点，变相坚持撤回人大决定的不合法诉求，而是应该全面接轨港府四点倡议，合法合理谋求最大政治利益和民主进步，尤其是用好人大决定剩余空间和多方商谈平台，合力促进政改前行，避免原地踏步死局。

无论是建制派还是泛民派，在此运动最后时刻，为避免悲剧收场，应共同建构一种退场有理论如何退场无疑将成为客观评价此轮抗命运动成败得失的关键。而这才是香港社会真正的软实力所在。戴耀廷的说法是个人抗争已达极限，需要状态调校才可长期坚持，并强调并非退场。

第五，反占中联盟在此种激进民主运动下刺激而生，高级模仿，对等升级，公投式民调已不是占中派专利。这种公投本质上是一种民意调查，是对政府的一种政治请愿，但却动辄以混淆视听的公投名义声张，隐喻人民主权的暗流涌动。

香港社会不存在政治意义上全面而严重的转型痛苦，其现代性价值存量极其丰厚，而当占中派的理想民主增量试图四两拨千斤却实际伤害既有价值存量时，香港社会内部的价值与秩序的自我净化行动就会开始。四点倡议既是政府关于二次政改咨询的基本框架与方法，亦可视为占中运动实际成果的重要体现。尽管现代性的普适价值在不同社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基于历史、制度和价值偏好必有所侧重，香港社会对法治的倚重和守护是其现代精神的本质，理想民主必须在这一前提下才可循序渐进获得进展并被兼容入核心价值序列。更可警惕者，是青年学生的政治取态，比如港大学生会会刊《学苑》今年连续推出民主独立专刊，炮制香港民族论，沙盘推演港独模型与路径，城大学生会会刊《城大月报》今年10月号封底列出了港独的32个具体愿景，包括《光辉岁月》成为国歌，中环成为首都，加入南海主权声索等。

搁置广场投票既表明香港主流民意和法治对占中行为的反弹压力已达到相当强度，亦表明占中的激进民主取向已届临界值，必须予以回调。学联要直接面对的不是总理，而是代表国家法治权威的基本法和人大系列决定，若错置对象，误解程序，反法治而求人治，以法不责众心理和民主无罪意识快意恩仇，则于香港政改和民主前途有害无益。占中运动如不能充分估计这一情势变化，恐陷入进退失据之困境。学联亦不应当以普通行政汇报性质的民情报告为唯一着力点，变相坚持撤回人大决定的不合法诉求，而是应该全面接轨港府四点倡议，合法合理谋求最大政治利益和民主进步，尤其是用好人大决定剩余空间和多方商谈平台，合力促进政改前行，避免原地踏步死局。

尽管内地与香港法治水平存在差距，但法治已然成为央港关系共同核心价值。      退场是一种政治技艺 搁置投票之后，即使在占中内部亦出现了退场端倪。

占中抗命行动是在核心价值上冒险，意图将普选式民主升格为香港首要核心价值，甚至不惜违反基本法秩序。戴耀廷多次声言占中赌的是民意，如今民意与理性攸归何处似已昭然，占中当顺势退场。

这种最激进言论悍然出现于香港主流高校的学生刊物上，大量印制传播，在彰显香港言论自由过度之外，亦表征出部分泛民议员和本地反对派公知长期理念灌输与政治放任的严重后果，而放任就是不负责任。联系大律师公会自今年4月28日提交政改意见书以来的历次声明，间或有对公民提名和占中的某种道义理解与支持，但对相应诉求和行动的违法性认定一以贯之。退场是一种关键的民主政治技艺。无论是在殖民地秩序还是在基本法秩序下，公投都是闻所未闻之事，更无任何可靠之法律基础，亦与香港社会一贯之法治精神相冲突。无论是建制派还是泛民派，在此运动最后时刻，为避免悲剧收场，应共同建构一种退场有理论。占中的违法性本来只是公民抗命的一种中等强度的威慑手段，但如果实际情况不是中等威慑，而是无休止的极度威胁，则该行为的民主正当性便难以成为违法性的正当化理由了。

与香港社会普遍挺法治的立场相一致，中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其中涉港澳部分更是强调基本法的法治核心地位，这是整个国家的法政精神走向。10月28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就占中派集体违抗法庭禁制令行为发表最强硬声明，表示法治必遭侵蚀和极度忧虑。

蔡子强先生曾将占中与五四运动等价，这些学生政治愿景可能令其大跌眼镜，爱国与统一之前提荡然无存。占中困局根本源于央港关系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和互相刺激，使普选与国家安全的捆绑效应日益加剧而非减弱。

这些负面因素与影响虽不至于根本危害国家安全，却直接伤害了香港社会核心价值及央港关系的互信基础，刺激和倒逼中央以更加严酷的国家主义、实证主义立场实施反制。第三，投票选择的议题太过强硬，比如要求港府在递交港澳办的民情报告中载明撤回人大决定的要求、废除功能组别和公民提名入法，其中没有一项可能被中央接受，也都不可能在基本法上成立。

香港社会不同于一般的民主转型地区，甚至不同于台湾，不是在法治与自由无所维系的条件下以民主冲刺解决整体的制度重构问题，而是在法治与自由已然高度成熟的条件下按照基本法进一步民主化的问题。对于广场留守区的学生与市民而言，退场失败论依然根深蒂固，从而势如骑虎，精神困顿。港大政治学教授陈祖为呼吁学生及时撤离退场，并认为退场不是失败。        面对第一核心价值法治的巨大压力，占中可以体面地以共同守护法治的名义退场，这恰恰不是运动的失败，而是运动的力量所在，因为力量在于分寸。

占中派实际表现出只知进、不知退的广场幼稚病，对警方正常执法与法庭禁制令置若罔闻，甚至制造和引导一种法治低于民主的价值假象，诱导青少年和一般市民放弃法治信仰。占中三子中的戴耀廷、陈健民已决定回校复教，将广场事务悉数转交给学联。

第二，广场投票形式与622公投大体一致，内部即有人质疑再次操作意义何在。不过，若操作不当，只知对抗，不知妥协，则可能鸡飞蛋打，如大律师公会转引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所言，一味理想化对抗的结果是蛋碎了，却忘记了做蛋饼的初衷。

这些言论、理论与少数人的政治浪漫自然于学理和制度上难以成立，但却导致香港社会的族群撕裂和法治共识衰退。有节制、有序的民主才可顺利纳入香港社会核心价值序列。

  （原载香港《大公报》2014年10月31日，发表时标题改为占中进退失据，学联异想天开，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香港大学法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占中 法治 大律师公会 退场 对话 。此番搁置广场投票有多重原因：第一，形式过于激进且不具有真正的社会代表性，往往局限于广场人群和暂时政治激情，如有3万人投票，也仅仅代表3万人，无法成为港人意志。    在此激进民主文化催化之下，占中运动舆论中不乏更为激进的港独之声。如何智慧地重建政治互信，松绑安全魔咒，才是香港民主顺利发展的要害。

就官方和建制派而言，除了继续占据主流民意和法治高地施压之外，亦应当适度区分对待运动的违法性与民主性，继续保持政治对话的连续性和基本诚意，引导运动顺利转入第二轮政改咨询。而港府的四点倡议、二次政改咨询的进取空间、2017特首普选与2020立法会普选的民主进步以及2017之后理想民主的商谈余地，实在值得香港社会理性摘取，亦值得广场占中派冷静统筹，激流勇退。

至于学联方面最新要求，即港府民情报告若不包含撤回人大决定请求，则希望与总理直接对话，是对基本法秩序与港府宪制责任的藐视，亦是无视人大决定高于行政权的国家宪制安排。10月8日，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出公民抗命不能成为免责抗辩理由，属于中性法律分析。

香港社会没有因为理想民主口号而一呼百应，所谓的学生罢课从未发展成三罢（罢课、罢工、罢市），而占中亦始终局限于金钟、铜锣湾和旺角三个孤立据点，而不可能扩展为真正撼动中环金融秩序或港府行政秩序的普遍社会运动。        目前来看，占中派的广泛的政治不合作仅限于人数不断减少的广场抗命和立法会内部的流会或拉布，而特区政府、民意多数、工商阶层、法律界则结成了捍卫法治的坚强联盟。